中国信息报  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就如何看待当期我国经济运行中显现的积极现象，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指标的统计结果表明，我国受外部金融危机冲击而滑入低迷阶段的宏观经济运行正在接近底部或正在完成其触底，如不出现极大的意外，当扩张政策对冲掉经济自身的下滑惯性后，国民经济运行有望在今年由“前低”转入“后高”，即实现触底后的回升。

他作出此判断的理由：第一，扩张性宏观政策的效力已在显现。从采购经理指数、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到用电量、汽车销售量、住房成交量、铁路运量、港口吞吐量，以及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的数据看，都是向好的，有利于恢复和增强信心；外贸出口形势仍严峻，但月环比的降幅已明显收窄；信贷增量非常高，但同时物价已处于低位，表明通胀压力消解，而通缩亦有望得到积极防范。第二，一季度GDP增长6.1%，与年度8%左右的增长目标差距明显。但与从2007年的13%降到去年四季度的6.8%相比较，下跌速率已收敛下来。第三，从企业层面的反映看，部分大企业情况好转，一般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困难还在延续，但企业的预期已有所好转。

谈到当前政策实施中还要注意的问题，贾康指出，应避免政府管理不当而产生的对于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如果民间资本已有明确意愿进入投资领域，政府应该努力促成其投资行为，不应该自己插手而把民间资本挤出去。积极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意图之一，就是要把各种资金、资源潜力调动起来，综合在一起，形成政策合力，实行反周期的扩张。商业性金融机构首选贷款对象是政府已经明确要做的大项目，这无可厚非，因为这种项目风险低，比较而言安全性有保障。那么，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大量小企业的融资问题？贾康认为应该考虑完善投融资体系，特别是在政策性融资体系建设方面寻求实质性的创新和改进。

关于下一阶段还需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贾康表示，二季度应考虑做好两手准备。

结合世界经济的最新动态看，高外贸依存度情况下无法“独善其身”的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仍然具有来自外部的“不确定性”。虽然随着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经济态势出现企稳迹象，这种“不确定性”已不像先前那么大了，但我国宏观政策调控“相机抉择”的原定框架不应改变。今年二季度的主要指标情况十分关键，需要对其密切跟踪观察，做“好”与“坏”两个方向上的准备。

从“坏”的方向考虑，是宁肯把下一阶段的局面想得坏一些，困难想得大一点。假设二季度的情况不尽如人意，则有必要启动预案，给已实施的扩张性政策加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下定这个决心至迟不应晚于6月末（那时有关部门应已能估计出二季度和上半年主要指标的大致模样），否则就偏晚了。

从我们自己的调控经验看，1998年实行预算调整方案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在1999年，当一季度数据表明投资增长率明显偏低时，就实行了给扩张政策加码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当年5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100亿元；在2000年，当二季度看清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负面影响后，再一次实行了增大扩张力度的预算调整方案，把年初安排的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规模提升到1500亿元。今年，我们也有必要防患于未然，做好政策储备预案（当然其中需动用的手段，不一定是单一的增发国债）。

从“好”的方向考虑，如果二季度的经济运行表明可以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已不必启动给扩张政策加码的预案的话，则有必要不失时机地考虑启动把资源税负向上调整的改革方案，贯彻中长期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结构升级、提高增长质量的追求。资源税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正面效应已为各方所认识，在操作上，除要精心设计好其力度之外，特别关键的，看来是要等待各方面吃下经济止跌回升“定心丸”之后的时机条件。如果这种条件二季度或稍后出现，就应当积极主动把握时机推进资源税改革。

关于对未来的预期，贾康谈到，即使今年我国经济运行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会马上重新进入一个高涨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经验看，高涨期和低迷期每当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另从我国与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互动关系上看，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美经济走势的曲线高度一致；阶段转换上，中国比美国滞后半年至一年，而这一轮美国经济的低迷可能延续3年以上。结合上述这两个“经验”作粗线条的预计，我国这一轮相对低迷阶段还可能要延续3年以上；宏观扩张政策从启动到淡出，要准备历经5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