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卫兴华 孙咏梅

樊纲认为，收入差距的问题一直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没能顺利解决这个问题，有的甚至因这个问题造成政府的垮台。现在我们国家的收入差距之所以大，关键是因为我们还有几亿人没有真正就业，这几亿人还没有从单一的农业社会里转移出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实现城市化，必须摆脱这些烦恼。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除了体制改革，消除腐败等做法之外，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再创造出1.5亿到2亿的蓝领工人，实现中国的劳动力充分就业。该转移的人能够转移出去，这样中国才能健康地发展。

高尚全认为，我们不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同时富裕。因为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掌握的资源要素不一样，机遇也不一样，这必然导致分配的结果有差异。除了由于个人背景、能力、要素不同外，导致我国贫富差距另一个原因是腐败问题。”他还认为，不平等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个必然结果。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体制原因。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还有：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行政性垄断对分配关系的扭曲及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政府依然介入市场较深，必然制约政府在维护市场主体平等权利、保证公平竞争方面职能的发挥，同时也影响到政府再分配职能和公共政策对社会收入分配的有效调节。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富国与穷国的主要区别，不在于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在于资源配置方式不同。而任何国家最稀缺、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企业家才能。当前必须完善产权制度，特别是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如果没有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保护就会有更多人寻租。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审批，建立真正的自由企业制度，如果不是这样，企业家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行政上；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廉洁、透明的政府，如果政府部门腐败，不廉洁，政府不透明就给企业家寻租提供好机会，企业家资源就会进一步浪费掉；必须改革国有企业，减少政府控制的资源数量。

林毅夫认为，城乡和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症结在于改革不到位，包括金融结构失衡、资源税费不合理以及行政垄断问题。其中，金融结构是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在缺乏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相对不足，其结果是减少大量就业机会，不仅使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到非农产业，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难以消除，而且不利于城市扩大就业，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均。

李炳炎认为，造成我国收入差距偏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改革过程中一种新的资本权威建立了起来，实行的是古典的企业产权制度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即由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其他所有的经济权利，追求利润最大化，尽可能压低工人的工资。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的谈判力严重不对称，不仅分散的劳动者个体处于弱势状态，而且劳动者整体也处于弱势地位。雇主则处于优势状态，具有垄断者的特点。这种劳动力市场谈判力量不对称的状况，致使工资率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

2.对于处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关系的不同见解。对于处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关系问题上，理论界长期存在着分歧：有的学者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的学者强调初次分配以公平为重；有的学者提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都要注重公平；有的学者认为初次分配强调公平会导致低效率，因此，要在初次分配上注重效率，通过二次分配来弥补公平；有的学者提出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并不矛盾，应在两次分配过程中努力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王春光表示，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初次分配不公的现象。有的工资过低，有的劳动时间过长，还有的工作时间短反而获取的报酬高。另外，在二次分配中也有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比如，二次分配中，有时候收入高的人反而能够得到好的福利待遇，而二次分配的本意应该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

刘国光认为，十七大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要害是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这是一个大亮点，意义非凡。在初次分配中也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这是中央分配理念的一个重要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再分配所调节的只能涉及小部分，而初次分配的数额要比再分配大得多，涉及面也广得多。许多分配不公问题产生于初次分配领域，诸如企业分配中资本所得偏高，劳动所得偏低；高管人员所得偏高，一般雇员所得偏低；垄断行业所得偏高，一般行业偏低；农民所得大大低于城市人员等，都是初次收入分配中发生的问题。初次分配不公的大格局一旦形成，再分配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十七大决心从初次分配阶段开始就注意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对于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缓解和缩小收入差距的扩大，无疑是一个福音。

林毅夫认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提法在实践中往往被证明事倍功半或事与愿违，只有在生产过程的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和谐增长。当前收入分配存在恶化的趋势，需要尽快消除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性垄断。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把效率和公平对立起来，尤其是把效率定义为发展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这不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必然会导致就业不足、收入分配差距加大等问题。正本清源，需要在初次分配中就实现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首先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最重要的是改善金融结构；第二，提高资源税(费)；第三，垄断行业在能引进竞争时尽可能引人竞争。如果不能在初次分配上，也就是生产过程和各种要素的所得分配中就尽量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而寄希望于政府的二次分配来解决公平的问题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杨承训、吴莲认为，初次分配是基础性的，再分配是辅助性的。在两次分配中都应注重公平，特别是初次分配是消费品分配的大头，占分配总量的 80%以上。核心是认真贯彻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在注重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同时，更加注重劳动者的合理收益。再分配只能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能调节的量约占10%—20%。再分配的主要手段就是征收个人所得税、遗产税以及消费税等，税率采取累进的办法，由20%到50%，主要是限制过高收入。两次分配必须双管齐下，初次分配乃是最关键的。

四、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的讨论

谢韬、辛子陵认为，在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中，马克思的设想是：第一步把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收归国有；第二步将其回归人民，重建个人所有制。而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形式就是股份公司，“就是股票”。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谢、辛二人将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理解为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就是社会化，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他们还认为，只要适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营、中外合资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不执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实行绝对的国有化，就注定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将作为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被历史淘汰。社会主义国家只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可以发展起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卢云峰，许庆朴认为，理论和历史实践表明股份制是“个人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个人所有制”理论既解释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诸多社会主义因素的现象，也为我国现阶段的股份制改造指明了方向。随着股份制在西方和东方的普遍建立，马克思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科学预言正在冲破传统观念束缚而变为现实。

智效和认为，谢韬、辛子陵关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解释，是对马克思的误读。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有不少提法，如“公有制”、“社会所有制”等等，而“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只是其中的一种提法。这些提法或表述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指的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社会所有制)，不存在互相否定或取代的问题。个人所有制之“重新建立”，“新”就新在不是私有制，而是公有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社会个人所有制”。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所有者是“社会个人”，全社会的劳动者作为无阶级差别的个人联合起来，他们共同地占有生产资料，成为生产和产品的主人。这又形成了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与小生产的个人所有制的根本区别。谢、辛二人提出把重建个人所有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实际上是主张个人所有化。股份制在我国现阶段具有适用性，这需要另外讲道理，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毫不沾边。

奚兆永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并不是指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制，而是指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个人所有制只限于消费品而不包括生产资料，因此“个人所有制”应理解为“个人财产”，它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不同的。谢、辛认为，搞公有制、国有化就要丧邦，而大搞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就可以兴邦。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对中国来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只能加强。他认为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说成是所谓“社会所有和个人所有的统一”，是杜林杜撰出来强加给马克思的。谢、辛提出的这些错误观点，是为在中国实行私有化制造舆论。

卫兴华不赞成将“重建个人所有制”宣传为建立股份制，人人有股票，他同时认为，用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来解释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存在一些值得斟酌的问题。一是马克思讲的是三种所有制的“否定的否定”，即“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否定了个体劳动者的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又要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三种所有制的“否定的否定”，都是指三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先后否定，因而不能用社会主义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二者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二是消费晶的个人所有制，不存在“否定的否定”和“重新建立”的问题。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也存在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因而不存在社会主义要“重新建立”被否定了消费晶的个人所有制问题。需要明确的是：马克思把个人所有制分为两类：一类是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所有制，即被资本主义剥夺和否定的个体私有制；另一类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即公有制经济中，作为联合体的个人所有制。“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是指后一种个人所有制，也就是建立每个人有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看出：马克思讲公有制，不是空洞的、与个人所有无关的东西。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应是与广大劳动者个人利益紧密结合的公有制，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有人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形式就是股份公司，“就是股票”。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股份公司这一“过渡点”，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认为股份制就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就是“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相统一”的个人所有制。这完全是主观构想，远远离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观点。

陈文通认为，以股份公司形式改革国有企业和重组社会资本，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但是，把股份公司说成是“新公有制形式”是不正确的；把这种观点说成是来自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的论述纯粹是一种误解。我国现阶段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不必和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对号入座。

五、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学科建设问题的讨论

丁冰认为，当前经济学学科建设中存在着不对称和不平衡。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课程在经济类专业本科生教学中的比重不断下降，有的甚至只在政治理论课的“概论”中有所涉及，实际是已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有《西方经济学原理》、《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经济学说史》，课时却要比《政治经济学》多得多。这种轻重倒置的状态应予改变。

卫兴华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问题，这种情况值得关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等客观原因之外，高校领导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教学方法、政治经济学教材建设水平等主观方面的原因，我们也应当重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发挥其对经济类学科的理论基础的作用。为此，我们应在课程安排、高校经济学教材建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师教学水平提高等方面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以改进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程恩富认为，现代马克思主义主流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大理论经济学，在方法、范畴、原理和体系上既有相互吸收与通约的一面，也有相互批判与排斥的一面，是不同的现代理论经济学范式。变革中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力图既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前苏联经济学，又超越现代西方经济学和中外古近代经济学，体现“国情为据、世情为鉴，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就必须独特性地推出“新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假设”、“公平与效率互促同向变动假设”、“资源和需要双约束假设”等若干关键性的理论假设，并达成学科共识。那种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键性理论假设及其范式具有普适性，需要中国化或本土化的思想，显然是幼稚的。

盖凯程、李俊丽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两大范式一经形成，再没有随时代变化而进行过整体理论范式的变迁，均受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冲击。在两大经济理论体系对立的背后，其逻辑前提、基本假定、核心概念以及研究方法等均存在着相通之处，进而存在着范式耦合的可能。传统的马克思经济学者完全排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其过于“庸俗化”；而我国一些学者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又完全照搬其研究方法，将制度变量外生化，过分强调用晦涩的数学语言来表达其经济思想，将作为辅助性经济分析工具的数理模型当作经济学研究的惟一追求和终极目的。这两种倾向均导致了经济学与现实经济世界的脱节。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耦合与创新，不应当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相互排斥与替代，而应该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与发展。

胡代光指出，近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学界吹来一阵“数学化”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狂风。须知，数学方法在经济研究中只起着辅助的、从属的作用，对待西方经济计量学，我们绝不可以盲目照抄照搬，切忌“食洋不化”。对于西方经济计量学的应用，既不能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也不应夸张它的作用。事实证明，西方经济计量学在运用经济模型所做出的各种经济预测，失败的往往多于成功的。

颜鹏飞认为：当前高校本科生基础理论课教学现状令人担忧，主要的表现就是政治经济学弱势化、淡化和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强势化、主流化和本土化。根据几所高校经济类学科教学情况的调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学课时的比例，已经由20世纪90年代的1：1演变为1：4。后者由一门课(包括宏观、微观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流派)“膨胀”成为包括中高级宏、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在内的多门主课，并且在教学方法(如双语教学)、论文范式以及原版教材等方面力图全方位“与国际接轨”。

李局翀认为，我国的优秀教材比较注重西方经济学整体的逻辑结构，有助于学生在入学阶段掌握好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西方经济学外版教材的最大缺点就是缺乏严谨的逻辑结构，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所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所使用的例子都是西方国家的情况。如果像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课采用的是西方国家的教材，后续的经济学专业课也采用西方国家的教材，我国的学生学完了经济学的课程之后，只知道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了解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怎么运行的。如果这种现象长期继续下去，必将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

胡乐明指出，国内西方经济学教材的内容主要是英美国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容易导致学生误认为这就是惟一且科学的理论体系。